消費者保險立法的中國愿景

2019-06-23 19:28 來源:未知 作者:石家莊生活網
消費者保險立法的中國愿景





 

雖然“保險”一詞可在準公共物品、社會治理工具、規模化產品等多重意義上使用,但其首先被視為一種私法意義上的合同。[1]這種合同的原形發軔于14世紀意大利地區的海上貿易,其后傳播至英國。[2]到17世紀后半期時,多數保險合同都是在愛德華·勞埃德(Edward Lloyd)于倫敦開設的咖啡館內當面磋商達成的。此地其后演化成了現代的倫敦勞合社(Lloydsof London)。[3]由于保險源起于海上貿易,且這種承保船舶與貨物風險的商業形態長期占據保險營業的主導地位,[4]在彼時逐漸成型的保險法也主要表現為海上保險法,例如,英國《1745年海上保險法》(The Marine InsuranceAct 1745),以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The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MIA)。盡管后者的名稱顯示其似乎只適用于海上保險,但其實該法的規則被非海上保險廣泛復制,進而成為兩大法系保險法典化的模板。[5]

以該法為代表的傳統保險合同法表現出兩種特性:其一,對保險人相對友好。[6]對此可能的解釋是:立法者在早期對保險交易持不信任的態度,認為其具有投機性,類似于賭博。這種態度在立法里轉變為對投保人系統性的懷疑。此類保險法的少數強制性規范大都可被解釋為植根于懷疑和恐懼其濫用的態度,例如關于保險利益的要求。[7]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立法者承認在彼時保險交易中,保險人的相對弱勢地位。在MIA所納入的普通法規則形成的時代,投保人都是從事航海運輸的商人,而保險人卻是自然人或自然人的松散聯合,且投保人更具信息優勢。投保人精通航運技巧,掌控船舶等保險標的,了解其風險狀況。而保險人僅能憑借投保人的告知來了解那些時常遠在萬里之外,兼之處于不斷流動中的保險標的狀況,評估其可保性或辦理理賠。[8]因而立法與司法的關注焦點始終置于投保人的義務履行情況,而有意忽略對保險人義務的設定。[9]其二,保險法多為任意性規范。早期保險立法并未廣泛利用強制性規范來保護保險人。立法者認為,基于保險人控制條款的起草,任意性規范也能向保險人提供必要的保護,而且保險屬于典型面對面的商事交易,宜尊重意思自治,由當事人自行決定交易內容。[10]

但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保險法的保護目標開始被重新校準。首先,此時保險人已從松散的個人聯合(如勞合社)發展為以公司為主的大型企業,并在專業知識、經濟實力等方面常較之投保人更具優勢。技術進步導致的信息獲取渠道與信息數量的增加也使保險人在相當程度內打破了投保人對保險標的風險信息的壟斷地位,而保險營業方式此時亦發生了明顯轉變,“早期建立在面對面溝通和社會紐帶上的市場已經發展成基于系統、程序和復雜數據分析的市場”, [11]這進一步強化了保險人的交易優勢。這種交易主體之間能力、信息與資源的失衡使保險市場深受“質量不確定性”的影響。正如(英格蘭與威爾士)法律委員會與蘇格蘭法律委員會(以下統稱英國法律委員會)在其保險法改革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若投保人在簽訂合同時難以評估所購買保險產品的質量,其將傾向于購買較低價格的產品。對價格的強調會給保險人帶來降低質量以削減價格的動力,最終,堅持提供優質產品的保險人將被排擠出市場。況且,此種投保人希望獲取更優交易條款的愿望亦會受限于交易能力與成本而難以實現。[12]這一市場失靈問題最集中地體現在投保人僅是偶然參與保險交易,以及投保人識別擬購保險產品的質量需要付出較高成本的情境之下。[13]對于那些需要持續分散營業風險(進而頻繁從事保險交易),且有更多資源獲得外部專業支持,以判別保險購買決定合理與否的投保人而言,其受到的不利影響則相當有限。這意味著,個人投保人,而非大型商事企業,更易受困于保險人濫用優勢交易地位而向其施加的不公平交易結果。其次,保險的功能已不局限于移轉海上貿易等少數類型的商業風險,而是涵蓋多樣化的商業與社會生活風險的移轉與管理。不僅各類商事企業,普通民眾也都需要,且已然處于保險保障之下。后者主要是想通過保險機制移轉自身面臨的風險,因而更關注保險人能否在風險現實化后履行承諾。這意味著,此類交易的規制重心在于確保普通民眾基本的風險保障需求不會因保險人濫用優勢地位而無法滿足,這在現代風險社會中尤具現實意義。某些保險甚而已成為維系個人生存發展所必需的準公共物品,因而立法者必須確保個人能以合理成本獲取該類產品。[14]而商事企業在移轉風險之外,可能還需要,甚至首先期待保險人能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如利用保險人的風險防范技能來幫助自己削減特定風險。此類主體顯然能更加有意識地,同時也更加迫切地追求保險產品的精細化(個性化),期望保險費用與保障范圍之間能有更大的自由組合空間,這就要求在此類保險交易中給當事人留存更多的自治空間。然而,傳統保險法卻“未能反映現代保險市場的多樣性,也未能體現人們交流、存儲和分析信息方式的變化。它也未能與商業合同法和消費者法的發展保持同步”。[15]為了尋求實質正義,法院被迫重新解釋法律,這導致裁判結果的重大不確定性。保險是一種移轉和削減不確定損失風險的機制,個體將自己面臨的風險移轉給保險人,保險人則通過技術方法將風險損失確定化,隨后又以收取保費為對價將補償承諾銷售給投保人。保費數額不得少于經保險精算得出的,預期自己將為被保險人承擔的損失數額,因此,準確估測承保對象的損失風險是保險營業維持的關鍵。而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恰恰損害了保險人的這種核心競爭力。最后,彼時消費者保護主義的興起也促使立法者開始區分那些非基于商業目的購買保險的個體與旨在移轉商業風險的購買者,進而關注前者利益時常遭受侵害的現實,這最終促成了現代保險立法改革的風潮。

可以發現,消費者保護已然演化為現代保險立法的方向之一。這一保護目標的轉變被先合同信息義務的發展生動地展現出來。在一部著名的英國保險法教科書中,作者介紹了19世紀初期英國法院適用誠信原則確認投保人有向保險人告知重要信息的義務。[16]相較而言,即便法院宣稱誠信義務是雙方義務,即便保險人對承保范圍掌握更多的信息,法院卻沒有要求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信息。直至20世紀前半段,各國都采取了與英國法相似的立場,[17]但此后,立法逐漸開始要求保險人也需向投保人承擔信息提供義務,2008年修訂的德國《保險合同法》第7條即是例證,而此前的《1908年保險合同法》對此則無規定。

但另一方面,立法者又必須面對承保風險多樣化導致的保障對象分化。即便個人基于職業目的以外的原因與保險人締結合同的情形已占據保險交易的重要份額,但無可否認的是,傳統的以移轉商業風險為目標的保險交易仍然具有重要的經濟影響——至少幾乎所有非商業風險都需通過再保險進行分散。而在此種交易里,立法時常缺乏保護投保人的正當性。正是對上述現實的承認最終使現代保險合同法呈現出一種“精神分裂的特性”。[18]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財政部對此做了最清楚地注釋:“規制保險合同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和促進消費者保護;……最后一個目標是將私人合同領域內不必要的政府干預與過度規制壓縮至最小程度”,一方面,“消費者的基本保險需求應當得到滿足。保險合同的承保范圍在必要時應予以明確規定”,另一方面,“保險人應當能在競爭性環境中自由地開發新保險產品和服務”。[19]故而立法需要在消費者領域設定強制規范,以確保保險產品符合基本保障標準。這也能向保險人施加外部約束,鼓勵其通過提供更優產品,而非利用消費者的信息匱乏或弱勢地位去進行競爭,并有助于保險人消解部分潛藏的交易風險。例如,若消費者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喪失保有或購買保險的愿望,這可能給保險人帶來短期流動性風險和長期償付能力風險,進而引發過度監管等嚴重限制保險營業拓展的情事。[20]而在消費者市場之外,對于能夠有效判別產品質量的商業投保人,立法則允許其就保險條款與保險人協商一致,以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最終,保險合同法不得不在商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間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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